张耀铭 || 《学术期刊与学术创新》自序（附“目录”与“后记”）
《左传》称“立德”、“立功”、“立言”为“三不朽”，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最高理想境界。据说，中国历史上能够做到三不朽的人只有两个半，分别是孔子、王阳明和曾国藩（半个），可见我等一般凡人是望尘莫及的。但作为一个人，来到世上走一遭，决不能是行尸走肉、碌碌无为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和标杆，持之以恒、不断追求，才能在“做人、做事、做文”上有所收获，有所进步，有所乐趣。不负光阴不负自己，不负所爱不负被爱。其实，平常人生也风流。
01名字由来
古槐、老井、窑洞、炊烟、羊群，交口县康城镇克胡村，便是我生命的起点。小山村只有十几户人家，王、张、陈三姓为主，60多口人。这里的人世代为农，距镇偏远，交通不便，即使在康城镇也属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穷山沟。10岁时跟着姥姥去镇里舅舅家串门，舅妈快人快语逗我说：“鼻涕搽唇，山沟里又穷，将来恐怕连媳妇都找不到。”说的我压力山大，郁闷了好长时间。掐指算来，离开故乡已经44年了。岁月匆匆，往事如烟，活着活着就老了，仕途浮沉、人世宠辱早已看的云淡风轻。但却怀旧、恋土、乡愁、伤逝，对故乡的生活仍然魂牵梦绕，对故乡的情谊仍然时常惦念。乡愁是故园家国的情怀，风物长宜的胸襟，是乡土、乡音和乡味的牵挂。有故乡的人才有春天。每当大雁飞过老墙，每当明月照在高台，每当秋雨敲打窗棂，都会牵动游子的离愁别绪，都会勾起我对故乡的眷恋。
我原名张计生，是姥姥起的名。她老人家在世时，我也没有问其中的涵义。后来查字典才明白，是让我谋划如何生存活下来的意思。姥姥没有文化，但为人善良，又明事理，知道读书的重要性。哥哥和我，从小离开山沟住在姥姥家读书，度过了在康城中学求学的时代。哥哥读师范前，儿时长大的几个发小酝酿改了名字，如跃升、跃峰、跃进等，我叫跃铭。高中毕业后，我到交口县广播站做临时工，开始使用张跃铭这个名字。这个名字伴随我，一路爬山涉水艰难前行，从交口走向上海，走向北京。大学毕业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，办理集体户口时，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，把足字旁写成了光字旁，此后只能以错就错，以致一错误终身。2008年春，楚辞专家文怀沙先生为我的书房题名“藏晖阁”。三字篆体，古奥、朴厚、生拙、浑融，其声情款坎镗拓，其势态宽博雍容。在条幅的跋中，先生调侃：“岁在戊子，抚殷墟文，藏晖阁记，老友张公耀铭。耀贵在藏，岂容张扬乎？铭之铭之，燕叟文怀沙。”先生西去，佳作长留，时时提醒我低调做人。所以我微信群的昵称叫“雁过南楼”，悠云白雁过南楼，楼南过雁白云悠，其实也是一种精神寄托。
01求学之路
1975年秋，我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。我属于“工农兵学员”倒数第二届，入学一年“四人帮”被粉碎，入学两年高考制度恢复。1978年春“77级”的学生入学，与我们在同一个校园学习，同一批历史系老师教学，同一个宿舍楼生活，但两者之间的社会落差与心理落差却是巨大的。这不仅是“77级”学生个体命运的拐点，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拐点。某种程度上说，或许也是我们“工农兵学员”的拐点。历史如同一只“无形的手”, 将这两批学生标上截然不同的标签，赋予了他们不同的底色和内涵，也预示着将有不同的前途与命运。如何评价“工农兵学员”？如何比较他们与“77级”、“78级”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者有之，不全面不中肯不公正者也有之。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、长江学者吴承学这样认为：“一，就世界观与知识结构、长处和缺陷而言，77级、78级与‘工农兵学员’基本一样，他们虽然是不同级，本质是同一代人。二，77级、78级平均的知识水平比‘工农兵学员’要高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商，而是因为录取的方式不一样。77级、78级是通过考试的，他们的知识水平基本有一个底线，有一个知识准入制度。而同是‘工农兵学员’之间，知识水平的差异简直是天壤之别。三，在我所敬重的当代优秀学人中，‘工农兵学员’人数甚多，有不少是能在学术史上传世之人。他们的优秀，和77级、78级是一样的，并不是因为文革打下的基础，恰恰是获得‘改革开放’的‘红利’，乘风而起的。”吴承学教授是“77级”，他能够跳出学历背景，客观评述工农兵学员，把遮蔽的存在还原出来，便有了史家态度与思想暖意。作为我们这些“当事人”，也大可不必为昨夜的泪，去弄湿今天的阳光。
我们班同学工人、农民、军人、知青都有，年龄和文化程度相差很大，有高中毕业生，也有极个别小学文化程度的；有带薪的，也有完全靠助学金的。我出生草根，家境贫寒，前途渺茫，所以特别珍惜上大学的机会。那时，许多“禁书”已经开放，我废寝忘食地泡在图书馆和系资料室，阅读了大量的外国名著，如《红与黑》、《安娜卡列尼娜》、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、《战争与和平》、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，还有名人传记《基辛格传》、《蓬皮杜》、《庇隆传》等。专业课分为中国现代史、中国近代史、中国古代史、世界史，讲课的老师许多都是名家，如蔡尚思、谭其骧、杨宽、陈旭麓、施一揆、樊树志、徐连达、杨立强、沈渭滨、李华兴、姜义华、庄锡昌、袁传伟、黄瑞章等，虽风格有异，但专业上都有建树。三年的大学生活，由于政治形势的干扰，教育体制的破坏，我们不可能学到系统全面的专业知识，但老师们坚持学术操守的良知，授人以渔的教诲，帮助我们学会了独立思考，掌握了基本的学习研究方法。可以这么说，在时代转型之中，我们这一批人有过个体生命在时代洪流中浮沉不定的境遇，也有面对世俗偏见与生存压力的种种人性挣扎。
在我的求学路上，有三位老师对我的影响颇深。第一位是施一揆先生，他是我大学毕业论文《论郭守敬的历史地位》的指导老师。施老师是著名历史学家、蒙古学家韩儒林先生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弟子，与陈得芝、邱树森、丁国范齐名。施老师治学严谨，功底扎实，60年代就已成名，曾在《历史研究》、《复旦学报》、《南京大学学报》等刊物发表《关于元代的驿站》、《元代的军屯制度》、《关于元末昆山腔起源的几个问题》等论文。在指导我期间，施老师既教诲谆谆，又要求严格，从题目确定、文章结构、资料取舍到观点提炼、论证方法、评价分寸都抠得很细，不厌其烦。论文修改了三次，在最终的修订稿上，施老师叮嘱两条：1、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眼光而随便改变了自己；2、到北京工作后，可以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找白钢，他是我在南京大学教学时的学生，或许能在元史研究上给你一些指点。话虽不多，但字里行间流出暖意，使我对老师的学问与做人产生双重尊敬。第二位是蔡尚思先生。蔡先生从24岁执教开始，先后讲授《中国学术大纲》、《中国史学史》、《中国哲学史》、《中国社会史》、《中国思想史》等。他名气很大，讲课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博通古今，有胆有识，深受学生们的欢迎。他本来是“批孔”的先锋，出版过《孔子哲学之真面目》、《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》。但到了文革“批林批孔”时，他反而保持沉默，守住知识分子的大节，守住文化传统的操守。在众人喧哗之际，静者独难，令人敬佩。1982年秋，我与马学新同学合写的《蔡尚思教授走过的道路》（插页选用了蔡先生十多张照片），在《社会科学战线》发表。杂志社除了稿费外，还支付了一笔三百多元的图片费。我给蔡先生打电话，要把图片费转给他，结果先生一口拒绝：君子有所取有所不取。照片不是我拍的，这个钱不能收。那时候大家的工资很低，这笔钱算不菲收入了，可我不能据为己有。纠结再三，我把图片费又退回杂志社。先生以道德文章立身，对后学如我之影响更在潜移默化。三十多年过去，我与《社会科学战线》的继任主编聊起这件事，依然特别感慨，叹老师的真，笑学生的愚。尽管先生已逝，且已行远，而思想的感召又让人感到他似乎不曾远去。第三位是袁传伟先生。袁老师中等身材，带副眼镜，文质彬彬，英文极好。他195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并留校任教，后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世界史，译著有《西欧中世纪史》、《外国历史大事年表》、《外国历史之谜》等。其实，大学读书期间除了听袁老师的课之外，并没有太多的交往。然而，我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不久，袁老师便给他吉大毕业的学生苑兴华、胡文彬写信，请他们帮助、提携我这个后辈，颇令人感动。苑兴华、胡文彬那时分别在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室、新华文摘编辑室工作，从此我与他们成为同事，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01编辑生涯
1978年8月，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。人民出版社始建于1921年9月1日，重建于1950年12月1日，是党和国家政治读物出版社，也是我国第一家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出版社，社名由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。建国后，胡绳、王子野、曾彦修、张惠卿、薛德震、李长征、黄书元等人相继为社领导，出版社人才荟萃名家辈出，有杂文家严秀、谢云，出版家范用、戴文葆、张惠卿、吴道弘，翻译家王以铸、林穗芳，哲学家薛德震、金春峰、李连科，历史学家邓蜀生、张作耀，图书装帧设计家马少展、宁成春、钱月华。中共“一大”代表刘仁静，开国大将谭政的秘书，叶籁士、藏克家、廖盖龙、王子野的夫人，川军起义高级将领刘文辉的长子，大画家陆俨少的儿子，都曾在人民出版社工作。我很庆幸能到这样的文化单位工作，耳濡目染，接受熏陶，穿越视见，看出辽阔。
我们这届分配来的6个“工农兵学员”，都被安排到校对科工作。科里安排施明珠老师带我，从最基础的出版知识、校对符号、校对方法、查工具书手把手地教起，她还引荐我认识历史编辑室的江平老师请教论文修改，这是让我至今想起仍会感念的经历。1978年底看到《辽宁师范学院学报》（社科版）创刊的消息，便斗胆投稿，1979年第2期我的大学毕业论文《论郭守敬的历史地位》全文发表。这对初出茅庐的我，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励。周日，我出入于图书馆查文献读资料；晚上，则泡在办公室写论文。这年底，我又在《北方论丛》发表论文《清代文字狱简论》。生活、工作基本安定后，便去拜访施一揆先生的高足白钢。白老师那时四十出头，知人论世，得失之辩，有超时空的味道。但他并非正襟危坐，谈笑之间不乏幽默风趣。他建议我先研究郝经，继而拓展至元初的整个汉族士大夫。在白老师的指点下，那几年我先后在《江淮论坛》、《内蒙古社会科学》、《学习与探索》、《北方论丛》等学术期刊发表了《〈马可波罗游记〉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》、《略论郝经》、《李自成在北京史实考察》、《试论士大夫在元初政权建设中的作用》、《论曾国藩的人材观》等论文，在单位的“工农兵学员”中崭露头角。大学时的班主任沈渭滨先生来信给予勉励：“盖在校时，你在班级中科研颇勤，文采亦富，基础较好。你自离校后，用功研究，文章数见，诚可喜可贺之事。望能继续努力，谨慎从事，选定专业方向，痛下苦功，则成材之日不远也矣。”
1978年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，中国的报刊呈现一派繁荣复苏景象。1979年人民出版社先将《新华月报》分为“文献版”和“文摘版”，增加篇幅，更好地适应读者的需求。两年后，《新华月报•文摘版》正式改名为《新华文摘》。1980年人民出版社创办新刊《人物》杂志，以发表名人传记和当代高端人物报道为主。苑兴华是《人物》杂志的主要策划者之一，他虽然不是负责人，但却殚精竭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。1981年《人物》扩充编辑实力，在苑兴华的推荐下，我很荣幸进入编辑部门工作。那时候的我，有理想有情怀，但缺乏工作经验。苑兴华便耐心指导说，编辑要有狗一样的鼻子，敏锐地嗅到好信息、好题材；编辑要有鹰一样的眼睛，准确地发现好稿件、好作者；编辑要有牛一样的情怀，无私地提供好建议、好服务。这些比喻虽然有些另类，但入木三分令人至今难忘。他带我拜访了艾青、廖沐沙、舒群、杨宪益、吴晓玲等文化名人，也约请不少名家为刊物撰写稿件，并鼓励我自己动笔采写稿件。那是我编辑生涯的起步阶段，在苑兴华老师的提携下少走好多弯路。从此，苑兴华与我亦师亦友，以文论道，交流心得，声气相同。
1985年初苑兴华离开《人物》编辑室，调到三联编辑部编图书。1987年初胡文彬要调离新华文摘编辑室，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搞研究。胡文彬原先负责编辑的历史学、人物与回忆两个栏目，急需找一个合适的人接替工作。苑兴华便向新华文摘编辑室主任李连科推荐我，理由有三：一是学历史出身，二是编过人物杂志，三是还能写点文章。经过考察、谈话，最终我被调入新华文摘工作，这年我33岁。在我们那届“工农兵学员”中，我是较早从校对科调入编辑部门工作的。此后的8年时间，我编辑转载了陈铁键《论西路军》、欧阳哲生《重评胡适》、程中原等《张闻天与西安事变》、王学典《“阶级观点”再认识》、苏绍智《对布哈林的再评价》、刘泽华《论帝王尊号的政治文化意义》、董汉河《西路军失败原因综论》、黎澍《李大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》、郑惠《对“文化大革命”几个问题的认识》等有分量的文章。不少长期被遮蔽或被边缘化的题材，以及一些看来是处在禁区或“雷区”的问题得以在更大的平台上传播，从而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，当然也时有批评之声。不过于干、李连科勇于担当，对我依然爱护有加、鞭策奇重。那些年，十分荣幸收到了赵俪生、刘泽华、胡厚宣、韩国磐、庞朴、丁守和、唐振常、罗荣渠、罗哲文、姜义华、刘梦溪、瞿林东等先生的书札给予肯定和鼓励。因编结缘，我与王学典、欧阳哲生、张艳国等年轻学者成为一生挚友。在编辑“人物与回忆”稿件的同时，我坚持利用节假日采访写作，出版了描写侯宝林、常宝华、马季、姜昆等著名相声演员的报告文学集《中国十二笑星》，并先后在《新观察》、《报告文学》、《炎黄子孙》、《纵横》、《喜剧世界》、《人民教育》、《科学家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北京晚报》等报刊发表《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》、《人生坎坷铸神奇——记青年画家常宝立》、《易培基与“故宫盗宝案”》、《八十求索——记全国政协常委谭惕吾》、《学者的恋爱史》、《星星还是那颗星星——关于焦裕禄的新思考》（与李林合作）、《人道与天道——“弃婴现象”的社会学透视》、《灵魂在炼狱中涅槃——记著名画家韩美林》等文学作品。沈渭滨老师看我不务正业，便来信告诫：“真要命，东瓜全部缠到茄子那儿去了。不固守一城，研究兴趣广泛，无可厚非。但史门后学，却偏偏去文学领域里再插上一脚，颇有些个‘花脸’硬去演‘小旦’的嫌疑。”我怅然放下信笺，很久回不过神来，只好回信自嘲：“乖乖隆嘀咚，干脆韭菜炒大葱。”那个时候太年轻见识短浅，在学术上没有深挖一口井，以致后来一事无成，愧对老师。
1992年我被评为副编审，1995年起任《新华文摘》副主编、执行主编。在这期间，与丁守和、陈有进先生合编《中国历代奏议大典》（共4册，930余万字），由谷牧、周谷城、程思远、萧克、宋健题词，1994年12月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。主编《第二次世界大战通鉴》，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作序，李德生、廖汉生、王诚汉、孙毅将军题词，1995年7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，1996年获中宣部第5届“五个一工程”优秀图书奖。1998年9月到2000年9月，作为新闻出版总署培养的“跨世纪人才”，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读在职研究生。2003年任《新华文摘》总编辑，与梁彬同志策划、责编的《中国航天员飞天纪实》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2004年评为编审，《中国航天员飞天纪实》这年获第14届中国图书奖。2012年评为二级编审，同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2015年增补为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，并被聘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报刊司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。
我在《新华文摘》坚守27年，承上启下，经历了这本刊物的风雨兼程、跌宕起伏，有幸成为重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。八十年代的《新华文摘》，于干、刘元彦先生先后任主编，兼收并蓄，广采博收，贯彻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，转载了许多理论、学术、文艺方面的讨论文章以及某些有争议的作品，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，也成为思想解放的晴雨表。九十年代初，张作耀先生受命于危难之际，以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身份兼任《新华文摘》主编，殚精竭虑，稳中求变，使刊物终于走上新的征途。自1994年开始，《新华文摘》改铅排铅印为激光照排胶版印刷，并对栏目做出微调，减少文学栏目的篇幅，增设“国内外大事记”、“世界文化之窗”、“台港澳学术”等栏目，注重现实主义、注重宏观视角、注重权威报刊，逐渐形成庄重稳定、彰显主旋律的选刊趋向。20世纪末的《新华文摘》，由于体制与出版产业的发展不相适应，观念保守与传播先进文化的要求不相适应，出版周期与读者的阅读需求不相适应，自2001年开始刊物的销量、影响力大幅度下降。如何破除发展困境、提升品牌效益，成为新世纪初《新华文摘》的迫切任务。2003年在黄书元社长的领导下，人民出版社对《新华文摘》的运营机制进行了改革，成立杂志社，任命李椒元为社长、张耀铭为总编辑，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。运营机制的改革使《新华文摘》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，拥有了更多的办刊自主权，能够以崭新的办刊理念和积极态度应对入世后的激烈竞争。
文脉相继，追求卓越。任总编辑八年，我主要做了四件事：一是主持《新华文摘》2004年半月刊的内容改版。名刊改版风险极大，需慎之又慎。读者调查、学者资讯、专家论证、领导会审，改版方案几经推敲才最终确定。考虑到入世后的读者，更关注学术的品质、价值的判断、思想的传递、意义的解读，更愿意以全球的眼光考量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，把握中国的发展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，我们大幅度调整了刊物栏目，增设了“法学”、“社会学”、“管理学”、“国外社会科学”等栏目，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。与时俱进将“读书与出版”栏目改为“读书与传媒”，增加本栏目对新兴传媒领域的关注，扩大了选编稿件的视野范围。特别是“新华观察”栏目，更多地展示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交叉学科、跨学科研究的成果；“国外社会科学”栏目，及时翻译、介绍、转载了国外的新兴学科、学术动态与前沿研究成果。改变原来相对粗放的编辑加工，转变为有整体的编辑主体意识，加强专题研究与笔谈，提高编辑含量与策划力度，特别强调问题意识、国际视野、论文质量、“相关链接”、“回溯文章”。“相关链接”是专题研究的重要补充，能够使所讨论问题的历史背景、发展脉络、争论焦点更加清晰地展现给读者。“回溯文章”是对过去权威作者代表性观点的“旧文新摘”，以此与当下的专题讨论形成动态比较,体现学术研究的连续性、纵深性、前瞻性。总之，《新华文摘》改为半月刊，加快了传播速度，提升了前沿性；加大了承载容量，增强了学术性；加强了精选精编，体现了权威性。改版扼住了质量、销售量下滑的颓势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。这不仅提升了刊物的学术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，而且成为《新华文摘》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，由此确立了《新华文摘》此后的编辑思想、学科导向、栏目框架与内容结构。二是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编辑团队。在我任总编辑期间，先后引进四位博士（哲学、社会学、法学、传播学），同时支持三位同志在职攻读并获得政治学、文学、教育学博士。我年轻时候写文章，被某些领导批评为“不务正业”，备受压制。我当总编辑后，便鼓励青年编辑多参加学术会议，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，可以做学术研究并著书立说。年轻同事们也特别努力，有的拿到社科项目，有的出版著作，有的发表学术论文，从而使新华文摘杂志社形成了一支高素质、能编会写、能打硬仗的优秀团队。三是策划组织了“纪念新华文摘创刊30周年座谈会”和“全国学术期刊发展论坛”。2009年是《新华文摘》创刊30周年，30年风云激荡，30年春华秋实，值得总结、反思，值得纪念、前瞻，所以我们做了三件事。（1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“《新华文摘》创刊30周年座谈会”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发来贺信，肯定《新华文摘》创刊30年来，“始终坚持正确办刊方向，关注实际问题，突出理论特色，荟萃时代精品，凝聚历史精华，已经成为国内集政治性、思想性、权威性于一身的大型理论学术期刊，在宣传科学理论、促进思想解放、繁荣学术研究、弘扬民族文化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。”刘云山、陈至立、蒋正华、王选、路甬祥、孙家正、范敬宜、徐冠华、柳斌杰、王梦奎、王晨、于友先、张锲、梁衡、杨牧之、李东东、闫晓宏等领导同志，于光远、厉以宁、吴敬琏、铁凝、郑欣淼、杨宪宜、方汉奇、叶秀山、顾明远、潘懋元、郑航生、唐凯麟、刘梦溪、贾平凹、雷达等文化界、学术界的著名专家，题词给予勉励。（2）纪念活动期间，召开“全国学术期刊发展论坛”。近百家知名学术期刊的主编出席了“全国学术期刊发展论坛”，围绕学术评价、学术期刊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、数字化发展展开了热烈讨论。举行这么大的学术研讨会，彰显了《新华文摘》的责任和担当，加强了与学术期刊的对话交流，进而确立在学术史上的地位。（3）为纪念《新华文摘》创刊30周年，策划出版《新华文摘》（2000—2008）精华本。精华本共10卷，分为政治学卷、新华观察卷、哲学卷、经济学卷、历史卷、文艺评论卷、文化卷、教育卷、散文卷、人物与回忆卷。精华本500余万字，装帧大气，印刷精美，正如吴敬琏先生题词所说，“博采学苑精华，荟萃百科奇葩”。四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获得双突破。2010年新华文摘杂志创利近千万元，并获得“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”。
01学术追求
无论什么时代，学术期刊的真正核心竞争力，不外乎内容、特色和品牌价值，而创造这些价值归根结底的是人：你所拥有人才的质量和数量。古人云：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，总是投映着主编的胆识魄力、学术理念、人文精神、胸怀气度、操守格调，以及对学术公信力、权威性的追求和处理复杂问题的政治智慧。即使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，我们至少也应该像著名经济学家西蒙所要求的那样：“让世界不要比没有我们时更糟。”这是一种底线。学术期刊的价值，在其独立风格、思想力量和学术创新。什么样的人办什么样的刊物，华岗办《文史哲》、巴金办《收获》、黎澍办《历史研究》、宋振庭办《社会科学战线》、范用办《读书》、《新华文摘》，都是很好的范例，也是我仰慕的目标。可惜人生际遇即鬼使神差，努力沽取，却未必得到。
陆放翁有诗云；“四海交情残梦里，一生心事断编中”。60年人生岁月，经历了不少风雨；36年编辑生涯，留存了多少心事？期待有合适时机再细说是非成败、青山夕阳。时代不同了，编辑不能再简单将自己定位“为他人做嫁衣”，而应该提出更高的目标。我以为，现代学术期刊编辑应该具备三重境界。第一重境界是合格的文字编辑。要具备四种基本功能：一是鉴审能力。从政治与学术两个维度认知稿件，做出基本判断。二是编辑加工能力。对文字不通、句子歧义和逻辑混乱等进行加工处理。三是编辑规范运用能力。体例要统一，引文要核查，学术要规范。四是校对能力。校对是编辑工作的延续，是对编辑工作的重要补充，不能眼高手低或不屑一顾。第二重境界是策划编辑。以往多数学术期刊更重视编辑的文字功底，在主管部门的期刊质量评审中，强调更多的是政治导向、出版规范、编校质量等，而对策划能力注重较少。在媒介融合与信息海量的变革年代，期刊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选题策划与优质稿件的竞争。一流的学术期刊，需要一流的策划编辑和优质稿件。一个策划型的编辑，应当是学术前沿的跟踪者，应当是“走出去”的约稿者，应当是各种资源的整合者 ，应当是重大选题的参与者，应当是重要成果的推广者。第三重境界是学者型编辑。学者型编辑是指既精通编辑业务又学有专长的编辑。学者型编辑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编辑业务精，改稿功力深，能够去皮剔骨，削繁为简，洗尽铅华，提升学术论文的内容质量。二是在策划选题时有问题意识，更懂得深度挖掘，能够给作者提出建设性的修改建议令人折服。三是术有专攻，对某领域的学术有研究、有著作、有创新，可以与学者进行对话和交流。
“流光已逝情怀在，静看浮云杂水声”，借罗宗强先生诗句浇自己心中块垒。浮云过眼，流水不回，做个学者型编辑已成梦想，不过“虽不能至,然心向往之”。从总编辑岗位退居二线再到退休，虽不能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但不想干什么可以不干什么。一段老路的尽头是新路的开始，转身之后又回到了文人的老本行——写文章，正如亨里克•诺德布兰德在《莱芙卡斯岛》所写：“我要一张床，而你给了我一条路”。退休5年，书房挑灯，雨夜温炉，雪天遛狗，读书，交友，写文章，一直在路上。虽无法眼穿云后的透辟，却也常说些真话、实话，批评的锐气总是有的。从精神意义讲，心底无私，身无挂累，坦荡胸怀总自由。
有人说三春醉里三秋别后，是人一生中最好的时光。“三春醉里”我误在红尘大半生，想想挺不容易，总算干了点事儿。“三秋别后”期待能闲云野鹤，少发牢骚，学会优雅。路还长，天地也大，好在还年轻，赶路要紧，山野有歌声。
2019年10月16日于京城藏晖阁
这本文集分上、中、下三编，共收录35篇文章，绝大多数是近10年来（2011—2020）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。虽无抉隐索微、剀切敷陈，但也雪泥鸿爪、点点印痕。编这本文集，给了我一个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这几年走过的路的机会，是总结，更是自省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不会苟且，继续前行。心若年轻，则岁月不老。
上编学术期刊收录10篇论文，围绕学术期刊存在问题、使命职责、媒体融合、发展对策等做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和研究。《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》，发表在《清华大学学报》2006年第2期。之所以收录这篇早期的文章，有三层含义：其一，这是我研究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发轫之作，有纪念意义；其二，那两年我黄杨厄闰、如履薄冰，这篇文章是仲伟民主编逼出来的，有朋友情谊；其三，这篇文章已下载1700多次，被引近130次，引起学术期刊同行们的高度关注，令人欣慰。
中编学术创新收录11篇论文，涉及学术创新、学术评价、青年发展、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等多个新兴领域。撰写这些文章，最初并没有什么系统规划，有的属于兴之所至，如《学术创新的几个问题》《学术评价存在的问题、成因及其治理》《人工智能驱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转型》；有的属于机缘巧合，如《中国崛起与“中国学”的本土化》《数字人文的价值与悖论》和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果、风险与对策》；有的属于误打误撞，如《互联网驱动的青年与社会变革》《新媒体时代青年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》《人工智能：人类命运的天使抑或魔鬼——兼论新技术与青年发展》。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果、风险与对策》是应邀为深圳大学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发展研究院与巴基斯坦方面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而撰写的，论文如期完成，但会议却因安全风险而取消，可谓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2016年6月底，应邀出席上海青年研究中心《青年学报》编辑部主办的“青年研究：新视野、新问题和新方法”研讨会。会议期间，一不留神答应写篇青年问题研究的文章。回京之后颇为后悔，叹自己还是太年轻，不知深浅。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只能在书与论文中寻找力量，熬过漫漫长夜。不过青年问题、互联网、新媒体这些内容，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，就跟午觉做的半截子梦似的，不明不白。无奈只好求助于从事新闻工作的“80后”儿子，反哺新知识，讨论新方法，研究新问题，这才有了爷俩合作的第一篇论文《互联网驱动的青年与社会变革》。好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，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的《青少年导刊》全文转载，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的《青年研究：新视野、新问题和新方法》全文收录，河北团省委邀请我去做了一场讲座，引起了一些关注，取得了一些反响。此后，我们又合作撰写了《新媒体时代青年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》与《人工智能：人类命运的天使抑或魔鬼——兼论新技术与青年发展》。文集收录的这三篇文章第二作者是张路曦，他在论文资料收集、青年现象分析与新媒体研究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，特此说明。
下编学术随笔共收录14篇短文，为序言、书评、随笔、评论等形式的短文，透过这扇窗口可以感悟时代的变迁与期刊的改革，也客观反映了我的关注热点、人文情怀与书生本色。不都是软软的无奈，也有寄托的潜流。我很喜欢学术随笔这类体裁，灵活多样，不拘一格，或评述研究成果，或发表学术观点，或嘲讽浮躁学风，或批评学术平庸，百家争鸣，百花齐放，既要思想，又讲文采，还要穿越视见，看出辽阔，这很难。然短文式微，长文泛滥，而疑思四起，乃必然之事。都说是学术评价惹的祸，恐不全面。
文集中的多数文章属于跨界研究，初衷在于关注学术前沿，把脉时代脉动，突出问题意识，探索求解途径。然我才疏学浅，又没见过世面，所以做学问依然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，欲望依稀尚存，烦忧依旧满地。好在还有一帮三观一致、酒风相似朋友的关爱，看书、听雨，抑或是晒晒太阳，都是一种享受！感谢刘泽生、仲伟民、朱剑、原祖杰、王刘纯、张前进、余三定、武卫华、姚申、高自龙、赵有光、周晓燕、卫玲、李孝弟、陶一桃、刘学东、刘宏森、戴婕、张莉、陈志雄、桑海等各位朋友的约稿、催稿与长期支持。感谢杨玉圣、刘泽生教授的动员与鼓励，才使我有底气将散落的文章编辑成册。见字如面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！在拙作出版之际，向各位致以崇高的敬意！
张耀铭
写于2021年5月30日